研讨｜高道宽及西北全真道的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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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寡识，现存3种高道宽碑传，即《甘水仙源录》之《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之《圆明真人》和《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之《圆明真人传》。据之，考述高道宽行事。1

-　高道宽生平　-

高道宽（1195-1277），字裕之，出身于应州怀仁县（位于今山西省北部）豪族。曾出任长安吏。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礼章台街蓬莱庵全真安君出家。金哀宗正大改元（1224），游汴梁，从丹阳观冲虚大师李志源参进上道。后经李志源引介，师礼洞真真人于善庆。

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冬，随于善庆入关，兴复终南祖庭。“是时经营会葬祖师之际，师多方化导，裨赞其用。”2元定宗三年（1248），洞真赐其号圆明子，署知重阳万寿宫，及提点甘河遇仙宫事。高道宽“游洞真门最久，洞真亦恃君有受而克大其传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虚之箓”3。宪宗二年（1252），掌教大宗师李志常令其担任京兆道录，高道宽在此任上长达10年之久。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掌教张志敬授予陕西兴元等路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高道宽于重阳万寿宫仙逝，世寿八十三。

于洞真担任祖庭提点时，对重阳宫及周边下院的建设倾注了不少心血。他在教导高道宽时曾言：“人徒知枯坐息思为进道之功，殊不知上达之士，圆通定慧，体用并修，即动而静，虽撄而宁，为无为，事无事，同尘和光，此老氏之微旨也。今玄化盛兴，汝当奉此，应缘扶教，接物利生，以为登真达道之基，汝后必负教门重任。事虽稠叠，慎无惮，是皆庸玉汝于成也。”4“体用并修，即动而静，虽撄而宁”“应缘扶教”等语道出了于洞真修学弘教的宗旨——既要精于内功的修为，是为体；又要善于外行的建设，是为用。于洞真虽然直承丹阳薪火，但从其个人的弘道活动和对弟子的教导来看，这一系的教风已经和马丹阳在金朝末年对祖庭草庵的经营大不相同。高道宽担任祖庭提点期间，继承于洞真遗范，对以祖庭为核心的陕右全真宫观建设出力颇多。“在祖庭则继创南昌上宫，洎五祖大殿，其余厨库藏厩，增葺者甚多。”另外，还与冯道真、魏道阳师兄弟三人，在于洞真辞世后，重修师父昔日修道故庐——玉清万寿宫。5工程历时23年，可以想见高、冯、魏3位高道用心之坚持与虔诚、建筑规模之宏大。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教门提点、高道宽的师弟李道谦，为彰显玉清万寿宫的恢弘和师父的道业，还专门请奉议大夫、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撰写重修碑铭。6高道宽担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期间，还和李道谦参与了《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1275年）的立碑活动，和师父于洞真参与了《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1276年）的树碑活动，与三洞讲经、清微大师冯道真参与了《汧阳玉清万寿宫洞真真人于先生碑并序》的立碑活动。为王重阳祖师和本系宗师树碑立传、增修庙宇，已经成为包括于洞真一系嗣法弟子在内的全真各宗系弘道宣教的一种共识性行为。全真门下众多宗系的立碑建庙活动，是推动全真道师徒传承谱系发展和光大教门的重要支撑。

-　高道宽与蒙元政治　-

　　《元史》记载，至元九年（1272），“冬十月丙戌朔，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7。安西王对道教祖庭重阳万寿宫的护佑自其出镇关陇时就已经开始。就在安西王刚刚上任的第二年，高道宽就曾谒见忙哥剌。《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云：“癸酉（1273）春，皇子安西王开府六盘。师一见，应对称旨，荐赐冠服。”至元十二年（1275）夏，安西王召高道宽在行宫修建金箓罗天大醮。“自将事之日迄于筵终，瑞云轮囷，灵应昭著，备见于参政商君所作《投龙册碑》，兹不赘述。无几何，中宫又以冠服见赐，宠谕优渥。”至元十三年（1276）秋七月，“安西王颁降玺书，益以西蜀道教并付掌管”8。天后（笔者按：即忽必烈正妻察必皇后、忙哥剌生母）、忙哥剌，各赐黄金云罗冠服一被。忙哥剌令高道宽在管领京兆道教的基础上，“益以西蜀道教”，即扩大了高道宽的教权管辖区域。这说明安西王对其辖区内的神职人员具有任免权，而且这与安西王出镇的势力范围相一致。就在颁降玺书的前3年，《元史·地理志三》记载：“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遂立开成府，仍视上都，号为上路。”也就是说，在至元十一年（1274），世祖忽必烈已经将蜀地划归安西王管理。这就是高道宽能够掌管西蜀道教的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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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洞

高道宽不仅与世祖忽必烈一系的安西王关系走得很近，与历任掌教大宗师和其他出镇西北的宗王也保持了良好的往来关系。除了张志敬令其担领关右道职之外，至元八年（1271），掌教王志坦赠号知常抱德圆明尊师。此外，他与太宗窝阔台的孙子、阔端的三子永昌王只必帖木儿也有往来。至元五年（1268）夏，皇侄永昌王赐其金冠锦服。至元八年，再赐洞观普济圆明真人号。9（按：至元九年，只比帖木儿始称永昌王。至元五年尚未得此称谓，盖《祖庭内传》据至元九年之王号追书。）

孙德彧系李道谦弟子，仁宗朝曾出任掌教大宗师，属于高道宽的师侄辈。孙氏墓志铭称，元仁宗推恩封其师祖于洞真为真君，高道宽、李道谦为真人，穆、王二师为真人。10笔者有幸在康熙《鄠县志》中检阅到了延佑四年（1317）元仁宗追封高道宽为“洞观普济圆明玄德大真人”的圣旨，该文献对研究和评价高道宽的贡献和社会影响关系重大，然《道家金石略》《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重阳宫道教碑石》等多部碑刻文献未予载录，兹转录如下：

敕曰：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道宽，早知读书，富而好礼，推择为吏，其初心寤寐，求仙大有所得，尚恋晨昏之养，克终父母之丧。即弃家为黄冠，冀飞升于白日，井臼之役曾不告劳，堂构之勤久而弥笃，肯负平生之志，诚为不世之逢。事洞真而实继其传，受秘箓而式弘其教，以真常、诚明之荐，领重阳甘河之宫。道价益隆，玄风大振，不有追崇之号，曷明始卒之功。可加赠洞观普济圆明玄德大真人，主者施行。11

其师于善庆仅得赐六字真人号，从“洞观普济圆明玄德”八字大真人封号不难看出元仁宗对高道宽之尊崇。延佑四年是孙德彧掌领全真道时期，元廷对高道宽的追封，一方面与他本人在教内外的影响力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孙德彧利用掌教的职务之便，光耀宗祖，提高本宗系之社会声望。

至元十四年（1277），高道宽仙逝后，安西王颁布令旨，令李道谦接替出任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此后，以李道谦、孙德彧为代表的祖庭高道一直与前两代安西王保持着良好的政教关系，足见黄金家族对以于洞真一系为代表的祖庭高道的护持和器重。高道宽、李道谦、孙德彧对祖庭的经营以及他们个人在教内声望的提升，都与安西王的大力护持分不开。

-　于洞真—高道宽、李道谦一系与全真道的西向发展　-

据《感应金莲洞记》，甘肃成县金莲洞“因洞内钟乳石形若莲蕊，在阳光照射下耀金泛彩，胜似金莲怒放，玉茎玖藕，珠蕊玉葩，故名‘金莲’”。12而真正指出“金莲”一词宗教史意义的却是李道谦。碑文云：

金莲之名，提点秦蜀九路道教天乐李真人所命也……庚辰（1280）冬回重阳宫，以白掌教李真人。真人曰：“道之修成，虽由乎内，道之著显，亦资于外。宜从其请，使彼此两利矣。”洞既朝东，为命其名曰“金莲”。昔吕祖师之授道也，命王祖师向东而观，王君曰：“某见东方有七朵金莲结子。”吕公曰：“即丘、刘、谭、马、郝、孙、王是也。”命名之义，盖取诸此。况“金”者，金刚不坏之性；“莲”者，离垢出尘之物。体此而行，则上契祖师相传之妙，下成内外修进之功，不亦宜乎？遂承教而回。13

李道谦《七真年谱》称，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六月望日，王重阳在终南山甘河镇饮酒时，遇到被发披毡、年貌同一的二仙人。二仙人称：“此子可教。”因授以口诀。同时，明确指出“其所遇者，纯阳吕真君也”。14考王重阳相关传记资料，《七真年谱》最早提出王重阳真人甘河所遇之仙为吕洞宾。15这一说法与《感应金莲洞记》相合。而《七真年谱》并未提及“七朵金莲结子”之说。较早地提出这一说法的是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其云：“（二道者）指东方曰：汝何不观之？先生回首而望。道者曰：何见？曰：见七朵金莲结子。道者笑曰：岂止如是而已，将有万朵玉莲芳矣。言讫，忽失所在。”16然而，该书并没有明确七朵金莲所指为谁。关于七朵金莲或者说七真的具体所指，在全真道内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17至少在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颁降褒封五祖七真崇道诏书之前，关于七真包括哪几位全真高道的问题，在教内外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至元十七年（1280），金莲洞重修工程的组织者刘道通、罗道隐回重阳宫时称李道谦为“掌教李真人”。当年春，世祖忽必烈申降玺书，承认安西王授李道谦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之职。又据《大元崇道圣训王言碑》，十一月初五日，世祖下旨，护持李道谦治下陕西五路西蜀四川的道教宫观及庙产，赋予其管领所辖道教事务的权力。从崇道圣旨中可以看出，此时李道谦管领整个川陕道教的权力已经得到安西王和忽必烈的双重认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北全真教区的宗教领袖。但是，官方的诏书并没有出现“掌教李真人”的说法。刘森这一提法颇值得注意。结合金莲洞供奉五祖七真、李道谦、刘道通、罗道隐等历代全真宗师，特别是高道宽、李道谦一系高道的实际，笔者推测，这里的“掌教”当是“执掌于洞真一系教门”之意。如果此说不误的话，至少到元代中期，全真道以新道派的整体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其内部宗系分化已经初现端倪。（按：郝大通——王志谨一系的徐志根亦曾出任过本宗掌教）。18从李道谦为金莲洞命名、出示榜文护持宫观的角度讲，19与同年为仕马村清阳宫“以恩例手书其额，易观为宫”20，具有同样的宗教治权上的意义，都是地区宗教领袖行使宗教权力的体现。不同的是，清阳宫位于祖庭重阳宫东南七里的仕马村。金莲洞位于成州，该地西接西和州，东邻徽州，隶陕西四川行省巩昌路，东距西北全真教区的核心宫观祖庭重阳宫约有千里之隔。可以看得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的宗教管理权并非仅限于重阳宫及附近的下院别业，而是对整个西北教区有着实际的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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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主持元代金莲洞兴复工作的刘道通、罗道隐是高道宽的两位弟子。兴复工程“经始于丁丑（1277）之冬，落成于壬寅（1302）之夏”。21观内“左创三洞法箓之院，于右塑五祖七真之像”。刘、罗二人从重阳宫到成州兴宫传道，并得到师叔、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李道谦为宫观命名、发布榜文加以护持。这是全真道从咸阳向西南传播辐射的一个成功例证。又，《感应金莲洞记》立碑名单中，有时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重阳宫事的孙德彧。可以看出，于洞真一系在推动全真道西向发展方面，着实费尽心力。李道谦投礼于洞真之后，就曾随其西游巩昌传道，时间是元定宗元年（1246）。高、李及其后嗣很好地继承了洞真真人的弘道传统。据王百岁考察，金莲洞除了供奉有传统道教尊神、民间信仰神灵之外，还供奉有五祖七真、李道谦、刘道通、罗道隐等全真派宗师。22据笔者寡识，全真宫观中供奉五祖七真并不鲜见，专门供奉李道谦或者于洞真一系宗师的宫观却不多见。这也间接说明该系在推动蒙元时期全真道以祖庭为中心西向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可以说是于洞真一系在巩昌一带落户生根的有力明证。

除了刘、罗两位出自洞真一系的高道在巩昌一带弘道以外，李道谦、孙德彧与巩昌地方全真道教徒也保持了良好的往来关系，并积极支持他们重修巩昌城隍庙。23这种代代相传的教内良好往来关系，为于洞真等历代祖庭高道的西向弘道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道通、罗道隐、孙德彧同属一辈。刘、罗二人西向传道的同时，孙德彧在卸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重阳宫事之后，于皇庆二年（1313）赴大都出任全真掌教大宗师，与刘、罗二同门在西部传道交相辉映，极大地提振了祖庭一系高道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声望。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18年06期。）

注：

1.分别参见《甘水仙源录》卷八，《正统道藏》三家本，第19册，第785-787页。《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正统道藏》三家本，第19册，第541-543页。王宗昱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5-86页。《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引《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云：碑在陕西周至，拓片高71厘米，宽85厘米，正书。以前学界对高道宽的研究很少关注到高道宽的这部传记。至元十三年（1276）中元日高道宽门人苟道恭等为其立石。由于碑文残缺，撰者不可考。通过比对，该传与《祖庭内传·圆明真人》文字出入不大。该传提到了姚燧曾为高道宽撰写道行碑（“其□□□行□□姚学士□文树碑□本宫”），因此，这部《圆明真人传》应该是在参考姚燧《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基础上撰作而成的。目前来看，高道宽一人三部碑传，足见其当时在教内外有着不同一般的影响力。

2、4、8、9.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道藏》三家本，第19册，第542页。

3.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八，《道藏》三家本，第19册，第786页。

5.据《汧阳述古编》卷下，玉清万寿宫位于汧阳县汧水北岸。

6.姚燧：《有元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铭并序》，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721-722页。

7.《元史》卷七《世祖本纪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3页。

10.虞集：《玄门掌教孙真人墓志铭》，《道家金石略》，第767页。

11.谢林、徐大平、杨居让主编：《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3册，第8页。

12、13、21、22.转引自王百岁：《甘肃省成县金莲洞石窟与全真道》，《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4.李道谦：《七真年谱》，《正统道藏》三家本，第3册，第381页。

15.樊光春：《王重阳终南遇仙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6.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二，《正统道藏》三家本，第3册，第348页。

17.张广保：《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第三章《蒙元时期全真宗祖谱系的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9-144页。